话语是国家形象、民族意识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交流和竞争的基本方式之一。健全的国家话语体系可以为国家与社会发展服务,创建良好的话语空间,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近十年来,国家话语能力建设已经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一方面,国家话语能力事关国家话语体系构建,正日益成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话题。(1)另一方面,国家话语能力也是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基本任务,受到传播学与话语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学科研究传统的差别,上述两类研究大多关注宏观层面的国家话语战略或是国家话语权自身的谈论,对具体话语内容、表达形式与类型的规划与话语能力提升的探索并不多见。近年来,随着语言学研究向“话语转向”学术倡议的提出,(3)不少语言学研究者在致力于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开始关注国家话语能力建设问题。有学者认为国家话语能力是指政府为了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所需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国家话语体系的应用能力,是检验国家语言能力的终极指标,(4)也有学者认为国家话语能力指涉各种国家话语主体建构、理解和认知国家话语的能力。(5)当前,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话语规划研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项新任务(6),国家话语能力建设将成为中国语言学对接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新兴领域之一。但我们同时注意到,现有研究尚停留在对国家话语能力的概念界定阶段,基于语言学视角的话语研究主要沿袭西方盛行的微观话语研究与批判话语分析范式,尚未系统关注国家话语规划问题,相关研究缺乏宏观整体视野。尤其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在深入探讨国家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但语言学研究者发声似乎不多。国家话语能力事关话语体系建设大局,与语言学研究关系密切,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对此责无旁贷。本文基于语言规划理论,梳理了语言规划向话语规划转型的3个阶段,廓清国家话语规划的基本内容,并从资源、评价和生态3个维度提出新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三大目标。

国家话语能力建设是国家主体,如执政党、政府国家领导人,及国家主体的下位主体,如不同媒体、社团或个人所开展并实施的一系列代表国家或具有国家传播功能的话语规划行为,其本质是一种语言规划活动。语言规划是人类主动干预与调整语言活动,以影响其发展与演化的行为。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体现国家意志,国家及其语言管理机构作为规划主体对社会语言发展与演变进行干预与调整的行为。国家话语规划是国家结合国内外语境,为了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有意识地从语言本体到语言使用,从话语内容到话语形式,从话语形象到话语权等话语层面实施的全方位系统性规划活动,是一种具有明确战略目标的语言规划。

从学科演进历史看,话语规划的提出并非偶然,这体现出语言规划与国家政治的必然联系。在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看来,正是由于人类语言的产生,才使得人类与动物真正区分开来,也使得人类心智与欲望产生了根本的转变,人类凭借语言,实现了心智的类型化,逐渐走出了自然的“伊甸园”,无可挽回地进入到充满忧虑与猜忌的战争状态,但同时,语言也赋予人类得以走出这种困境的能力(7)。人类通过语言,进行推理,表达自己思想,并进而联合为团体,在这个过程中,话语起到了重要作用。爱尔兰学者佩迪特指出,人类从语言中获得了进行推理、代表与联合的3项能力:首先,推理能力的本质就是以语言为工具的计算,但是由于诸如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这些评价性语言本身含义并不确定,因此就需要诉诸政治主权者来确定其含义;其次是代表的能力,即人类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或他人的心智,人民通过这一话语的交流,使得自己的心智被理解,并诱使他人相信自己的话语,从而形成承诺与契约。但是这种话语的代表与承诺依然是不可靠的,因此,要实现这些契约,还是要求构建足以使人畏惧的强制性权威。最后一项能力是联合,即通过话语的推理与代表,将个体进行联合,成为团体人格或是法人(8)。在霍布斯看来,这种联合的结果并不是“乌合之众”,而是“全体真正同一于单一人格之中”,即一个新的人格的诞生。当这个新的单一的人格是公共的国家时,这也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9)基于话语的推理、代表与联合3项能力,通过政治化的方式构成了国家这个“伟大的利维坦”。(10)由此可见,话语规划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语言与社会互动日益紧密,日益复杂的人员流动与语言资源的多元创生特性,造成了话语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混杂性与多元化,更为系统全面的话语规划已是呼之欲出,话语规划是语言规划学科转型的必然趋势(11)。

(一)语言规划向话语规划转型的三个阶段

语言规划向话语规划的转型主要经历3个历史阶段,其学科发展逻辑主线就是服务国家与社会发展。这一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阶段正值二战结束,战后新的国际秩序正在重建,不少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独立国家都百废待兴,亟需推动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国家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就是满足本国或本民族的语言交际与沟通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国家语言规划主要关注语言本体问题,包括文字化、语法化与规范化工作,即对语言文字的创制或是改进,如词典的编辑、语法的说明、借词的规定、术语的修订以及书写系统的完善和规范等。与此同时,国家作为规划主体还通过法律或相关规定对语言角色和功能进行确定,即通过语言地位规划,对多语社会中的不同语言的功能进行分配,而语言功能规划在现实语言规划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社会语言使用与语言活力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国家语言规划的核心要务还在于语言文字本身的问题,对话语层面的规划工作并未开展起来。

第二阶段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1世纪之交。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经济复苏与社会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不同族裔人群的语言身份与社会权利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形色色的语言问题在日益复杂的多元社会文化问题中格外突出,这些现实语言问题推动了国家语言规划的社会文化转向。不少国家的语言规划开始关注语言的使用者与语言传播效果,因此,在语言本体规划与地位规划之外,语言习得规划与语言声誉规划也相继开展起来(12)。也正是从这一阶段开始,国家语言规划的重心开始向教育领域与社会领域拓展,从对语言本身的规划行为开始转向考虑语言使用、传播与接受维度延展。尤其是语言声誉规划提出之后,语言符号的美学与智识层面的文化价值被日益凸显(13),语言的形象与声望问题也随之进入研究视野之中。德国语言学家哈尔曼在考察世界语言的传播与扩散的历史过程中,指出传统语言规划侧重于自上而下的规划路径,很少关注语言规划活动的具体效果和接受程度,致使很多官方层面规划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实效。因此,语言声誉规划应将语言视为一项公共产品,全面考虑语言这一产品的语言声望、社会接受与公共评价。哈尔曼还提出要重视不同层面语言规划参与者的能动性(agency),更多地从接受者和受众层面考虑语言规划问题。(14)应该指出的是,语言规划的社会文化转向促进了语言规划活动的重心向使用语言的人转移,将国家语言规划行为拓展到了教育与文化维度,这对话语规划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语言规划在跨文化交际与虚拟空间语言生活的影响下,逐步向话语层面的加快转型。在规划类型上,翻译规划与语言技术规划备受关注。一方面,全球化助推人类跨语际交流与沟通日益增多,跨语言和跨文化传播并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过程,它至少涉及到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流、交锋与交融(15),翻译规划活动必然涉及以话语为中心的语言规划行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跨语际的话语规划。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时代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语言规划也面临着信息科技和高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在这样背景下,语言技术规划(technology planning)也成为语言规划的新任务,有学者提出网络空间语言技术、软件和语言信息化技术需要进行系统规划。(16)在信息化社会,语言技术规划的核心要素就是以话语为载体的各类结构化亦或是非结构化的数据,以数据驱动的语言规划事关国家网络安全与网络主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语言规划经历了上述3个阶段的嬗变,逐步完成从语言本体到语言使用与传播,再到适应于语言文化、跨文化翻译以及适应信息技术环境变化的三次转型,从单一形式语言层面的语言规划行为,进入到多元环境下的话语规划空间。实际上,语言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型为话语规划,在学科体系上也已经实现了从社会语言学到语言社会学的话语转向,即从原来关注社会发展中的语言问题转而探究承载社会意义的话语,以及话语之中内蕴的社会问题研究。

(二)作为话语体系构建过程的话语规划

话语规划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规划形式,在话语体系构建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话语体系并不等同于语言,它是指某一学术、专业领域所使用的话语,具有特定词汇语法特征、结构形式、专业术语以及语言规范,但同时又具有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17)有国外学者将话语作为一种规划类型纳入语言规划领域,认为话语规划是指研究语言表征与形象,并以劝说或是教育方式将意识形态通过话语建构的一种语言规划,是一种以“对话协商、迭代反复或慎重思考”为干预特征的规划实践活动(18)。对此我们曾经专文讨论过,也认为话语规划是语言规划的一项新任务(19)。在对语言规划转型3个阶段进行细致梳理之后,我们认为,国外学者将话语规划归为语言规划一种特殊类型的提法,并不完全准确。如果仅仅将话语规划作为语言规划下位的一个类型的话,那么话语规划与语言本体规划或是声誉规划是一种并列关系,也就无法统摄本应涵盖话语本体、地位、教育和技术等诸多方面,更无法构建全面的话语体系。因此,我们认为话语规划是语言规划转型的一个新领域,两者之间不是从属关系,而是递进并列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话语规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话语创造,而是关系到反映国家形象的话语体系创新与构建问题,它主要涉及到国家、机构等话语主体通过话语在意识形态层面建立体现国家意志的世界观和形象。因此,话语规划是从国家或是国家机构的战略利益出发,致力于提高国家话语能力,进而提升自身形象的一种规划行为,在实践层面,话语规划更是话语体系构建的动态过程。

话语规划不仅将语言作为问题,更将其作为具有思想与价值内涵的表达形式,国家话语体系以话语为中心,需要通过一定的语言来塑造、成型、表达、转换与调适,这样的实践活动即为话语规划,其规划产物就是话语体系。因此,话语规划是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途径与机制,而话语体系则是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基础与保障。话语规划是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更是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关键。

话语规划属于新型语言规划,在具备语言规划根本属性的基础上,话语规划是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因此,话语规划是将构成话语体系所必备的概念、范畴、表述、命题、术语和语言等话语资源的挖掘、生成、发展、阐发、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基于语言规划理论框架,我们大致可以将话语规划基本内容确定为如下6个类型:

(一)话语本体规划

话语本体规划是对话语自身的形式与表达方式进行挖掘、整理、创造或调整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话语表达形式生成、规范化、标准化,以便于社会成员正确使用,促进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首先,话语表达形式生成主要是指表征国家形象的核心概念、重要范畴和关键表述的塑造与提出,这是话语规划体系的基础。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步伐不断加快,中国话语作为中国思想与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构成中国智慧的重要元素。因此,话语本体规划就需要充分挖掘中国话语资源,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与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国话语资源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两个维度。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话语的源头活水,这些传统文化话语都需要在新时代进行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如何讲好经典中的中国,这是当前中国话语规划在表达形式上的新命题。另一方面,从现实维度看,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建设,成功实现小康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小康社会”就是由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的中国新概念,指向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一词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小平同志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来,进而领导中国共产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0)

其次,话语的规范性是话语认同的基本条件,关系到话语体系的纯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繁荣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西方话语体系的渗透与侵蚀,一些西方话语夹杂着西方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影响中国话语体系健康发展的“话语陷阱”。例如:在对“民主”和“自由”等西方标签式话语使用时,就不可不假思索地陷入西方话语体系的窠臼,需要引起我们的文化警惕,不可人云亦云。当前中国在学术话语体系和学科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尤其需要对关键概念与理论话语的把握与使用,应当树立学术话语的自信心。

最后,话语的标准化建设事关话语权,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话语日新月异,新科技、新技术与新术语层出不穷,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科技、教育、外交和工程等领域新术语名词的标准确定,及时出台对外来科技术语和新名词标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领域的话语本体规划涉及到国家话语权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中文世界把科技创新领域的新名词或科技术语的使用、命名或翻译权拱手相让的话,这无疑是对国家话语权乃至国家主权的严重损害。当前人工智能时代的话语权竞争日趋白热化,话语标准化建设在数据驱动的信息化大潮之下,任重而道远。

(二)话语地位规划

话语地位规划是指对国家话语的用途或是功能的分配,对话语使用的场合做了规定,这是凸显国家话语权的基本保障。话语地位规划的核心要务在于国家话语权的规划,关系到话语规划的成败。话语权是国际公认的三大权力之一,与军事权和经济权并列,事关国家主权与总体安全。

“落后就要挨打,失语就会挨骂”。李宇明曾经提出过话语权的3个层次,分别是发言权、话语影响力与话题设置权。(21)在话语地位规划中,发言权是彰显话语功能的关键。在国际话语传播“西强东弱”的话语格局之下,发言权的争夺与获取显得格外重要。近年来,国家通过加大国际传播力度,提升本土话语的供给能力,各级政府与多种媒体积极发声,发言权问题有了较大改善。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声音已经不容忽视。其次,从话语地位规划角度看,话语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世界信息流通与传播的质量。美英等西方媒体仍然占有优势,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22)当前,在以互联网世界为主体的信息传播体系中,国际话语传播日益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新格局。在网络多语空间,话语影响力的竞争将会日益激烈。最后,话题设置权是话语地位规划的终极目标。传统的话题设置关注的是话题的显著性,即内容设置层面,但是在新媒体时代,话题设置还应当重视话题的属性议程设置,即话题设置的态度与行为。具体而言,话语规划者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通过话语表达展示正面、负面或是中性立场,不仅有助于受众了解话题的重要性,更能帮助受众形成话语立场和价值判断。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抗疫行动已经取得显著成就。在后疫情时代,如何通过话语规划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和话题设置权,在国际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积极发声,传播中国抗疫经验和中国方案,打造中国疫苗话语,构建并确立人类健康共同体话语,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话语教育规划

话语教育规划旨在扩大话语使用者与学习者的人数、规模与质量,主要通过制定宏观教育政策与具体方案,编写话语学习材料,促进个体与群体话语能力的发展与提高,从而满足特定话语的各种用途,满足国家、社会、机构和个体的需要。话语教育规划突破了语言教育的范畴,进入到以话语为内容和思想载体的教育场域之中,体现出话语规划者鲜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话语教育规划事关话语体系的价值构建与文化传承,是话语规划的主要途径,具体涉及到话语标准、课程规划、师资规划、教材规划、资源投入、话语社区规划、评价体系规划等7个领域,涵盖与话语体系密切相关的教学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与社会评价体系等多个维度。

按照话语规划的不同对象,话语教育规划可以分为学校与社会两个领域。一方面,各级各类学校是话语教育规划的主阵地,话语规划需要进入学校语言教育体系之中。近年来,以“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活动,以立德树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核心内容,成为中小学话语教育规划的成功典范。在新时代,话语教育规划还应该进一步思考将中国话语融入专业课程与学科建设之中,强化与凸显学校作为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媒体与社区等地方机构是社会话语教育规划的主要推手。其一,媒体作为国家话语体系的发声筒,其话语价值导向对于社会话语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影响力,例如,正是在各类媒体合力推动之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方能深入人心。其二,城市社区也是话语教育规划中的规划实施者,对于本土话语生产和传播机制生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上海深入挖掘和构建本土话语特色,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海纳百川”城市话语体系。但是由于话语教育规划领域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学校与社会教育规划尚有很大提升空间,还需要与时俱进,形成合力,进一步改进与完善话语教育规划体系。

(四)话语声誉规划

话语声誉规划的实质是对国家话语形象的规划,其规划路径将话语传播看作一种维护人际关系的互动过程,而不是传统的单向灌输,更加关注受众对话语的接受和认同,与传播者形成话语互动关系,从话语的“受众控制”转向“受众自治”(23)。因此,话语声誉规划从传播者转向接受者,即以受众接受为规划重心,考虑到不同受众的话语感受,通过发挥其自身的能动性,对话语进行解读与选择,从中构建意义,形成话语形象认知与价值判断。

话语声誉规划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例如:美国一贯善于利用所谓的“国际道义”制高点,刻意利用政治领域的话语声誉规划手段,诋毁他国形象,为其制裁或是出兵敌对国家提供借口。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通过捏造“无赖国家”“流氓国家”“令人担心的国家”和“邪恶轴心”等指向明确、误导色彩浓厚的官方话语,试图影响国际受众从潜意识接受美国对敌对国家的道德判断,(24)为此干涉他国内政,制裁甚至出兵他国制造其“政治正确”的新闻舆论。再如:9·11事件后,在西方强势传媒的话语体系之下,其话语霸权成功捏造了一个“邪恶”的阿拉伯—伊斯兰话语形象,国际受众听到的多半是源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声音,致使国际受众一度“谈伊色变”。(25)另一方面,积极的本土话语声誉规划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开始逐步向世界展现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话语形象,成功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在文化和科技领域的话语形象构建效果更为明显,其中尤以历史悠久的武术、美食、中医和科技发明打动人心(26)。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提升,充分说明中外人文交流对于国家话语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在后疫情时代,中国话语声誉规划面临的任务具有双重性。我们需要认识到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构建和提升整体国家形象,力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提升中国话语形象,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警惕西方国家继续利用疫情中病毒命名问题恶意抹黑中国,肆意用“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等话语对中国形象进行“污名化”攻击,更要警惕西方国家在疫苗话语上“做文章”。对此我们需要在国际话语声誉层面进行坚决斗争与积极应对。

(五)话语翻译规划

话语翻译规划是指翻译实践活动服务于国家与社会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需要,利用话语转换与调适为跨文化交流提供“填补缺漏”的途径,用以满足接受者(受众)文化与社会需求。在跨文化语境下,话语翻译规划往往受制于不同话语体系规范与准则制约,通过不同的话语策略干预或介入社会、群体或系统现状,开展有目的、有计划的翻译活动和行为。

话语翻译规划具有话语译入与译出的双向互动性。从文化战略角度看,话语翻译规划始终是服务于本国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例如:在欧风东渐背景下,话语翻译规划曾对日本政治文化思想变革影响巨大。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通过对内翻译规划,大量输入并摄取西方话语,炼石补天,对当时日本社会文明开化起到了重要作用。(27)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技术与社会等领域也积极汲取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方法与思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另外,话语翻译规划也是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外交外事外宣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日益崭露头角,当前亟需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首先就需要话语翻译规划先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外话语翻译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外话语翻译规划并不是字对字的机械转换,而是文化因素的输出(28)。一方面,翻译规划涉及政府机构、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其他组织等的宏观计划和目的。近年来,中宣部启动的“中华学术外译”工程就是一项国家对外话语翻译规划行为,其目的是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华学术国际传播架设桥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另一方面,对外翻译规划也涉及到翻译者个人的选择及翻译策略等的实施与计划等具体操作问题,事关公共外交事业。例如:在对中国特色外交话语对外传播时,应当及时准确地对中国关键话语进行翻译,掌握翻译主动权。众所周知,“韬光养晦”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方针的重要内涵性话语,但是国内对这一关键话语的翻译与解释存在疏漏与偏差,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外交工作带来负面影响。(29)由此可见,翻译无小事,话语翻译规划应在准确把握关键话语权威解释的基础上,将其应有之义准确表达出来,这对于推进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话语技术规划

话语技术规划是指话语规划主体采用多样化技术条件,在话语传播的形式、模态、载体与平台等方面的规划活动。过去话语传播对技术依赖现象并不明显,但是在信息化高科技时代,话语媒介手段日益多元化,话语技术突破了单一文字形式和视觉传播限制,进入到多模态话语环境;在话语载体上,话语技术借助网络科技与人工智能技术,在虚拟空间的社交媒体异常活跃,突破了传统话语载体的局限,话语受众的互动能动性得以发挥,话语传播者与受众都成为话语生产者;在话语平台建设方面,在传统媒体平台之外,以互联网公司,如谷歌、推特、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这不仅为话语规划提供了新的空间,同时也给世界范围内的话语生态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前全球网络空间众声喧哗,话语竞争空前激烈,不同话语群体打破地理的阻隔交流日益加深,强势话语无论在社会资本,还是交际功能方面都居于强势地位,加速了弱势话语日益被边缘化的速度。客观地说,当前美国已经在新媒体时代的话语竞争中形成了话语霸权,在话语技术规划上捷足先登,当下普及范围和使用率最高的社交媒体基本为美国所垄断。(30)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大话语技术层面的投入与战略布局,以“两微一抖”(微信、微博和抖音)为代表的中国社交媒体逐步成为国际社交媒体的重要平台,彰显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在中国民间,以李子柒为代表的个体话语技术规划者,充分创新话语技术模式,借助国际话语载体,推动中国美食话语借船出海,向海内外推介中国文化,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话语技术规划还存在重技术轻内容,重娱乐轻文化问题,亟需加大对话语受众、话语内容与话语技术规划的融合创新与发展。

国家话语能力建设是构建国家话语体系的战略使命,重在规划与建设,不能流于形式。国家话语规划是改善和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当前国家话语能力中“讲什么”和“怎么讲”两大瓶颈问题的关键着眼点。话语规划是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新领域,需要学界同仁集思广益,共同推进国家话语能力与话语体系建设。我们认为国家话语规划取决于微观层面的国家话语资源建设、中观维度的话语能力评价以及宏观层面的话语生态环境建设三管齐下,方能奏效。基于国家话语规划的6项基本内容,我们抛砖引玉,从资源体系(微观)、评价体系(中观)和生态体系(宏观)3个维度提出新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3个目标,希冀以此推动学界深入讨论研究。

(一)打造融通中外的国家话语资源库

从话语规划的基本内容看,话语资源体系建设是基础,打造融通中外的国家话语资源库是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蓄水池”。随着中国从本土型大国向国际型强国转型,国家定位的转变对话语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亟待全面打造融通中外的国家话语资源库。国家话语资源库建设首先需要挖掘、开发和提炼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资源,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国理论话语和制度话语的总结与概括,凝练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又如,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进程中的红色文化资源是重要的话语资源,需要加强中国红色话语资源的挖掘与整理,积极建设红色话语资源库,推动中国红色话语的国际传播。其次,我们要善于提炼与传承扎根本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资源。例如,中医国际化对人类健康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传承与创新中医话语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打造与时俱进的、带有中国印记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的话语资源库更为迫切。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功提出了一系列标识性话语,如“中国梦”“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高度凝练且特色浓郁,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真正起到了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效果。再如,2020年中国实现了脱贫攻坚工程的决定性胜利,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大事件。在扶贫话语资源中,中国从脱贫攻坚到如今的乡村振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精心打造这些具有时代性意义的话语资源,对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最后,话语资源库建设还需要兼顾不同国家话语习惯和话语表达方式,实现跨语种、跨区域和跨领域的分类分层建库,真正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做好准备工作。

(二)建立国家话语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话语规划评价体系建设是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保障。国家话语规划的实施,不仅需要关注规划内容,更需要重视规划过程与规划效果。构建国家话语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提升话语规划质量与效果,也有利于实现规划过程中决策科学化。我们将国家话语规划的6个维度作为一级指标,对每一个指标都可以设计评价标准。一是国家话语本体规划评价指标。衡量话语本体规划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中国话语生产机制的形成,这一机制包括中国话语的创生、挖掘、整理与发展的全过程。二是国家话语教育规划评价指标。观察话语教育规划的重要指标就是国家话语传播的质量提升以及国家对外话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情况。三是国家话语声誉规划评价指标。话语声誉规划的效果需要从国家话语形象的接受和受欢迎程度来体现,这一指标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四是国家话语地位规划评价指标。国家话语地位关涉国家话语权与国家话语主权。为了推动话语地位规划的顺利实施,国家需要通过立法等手段,制定并出台国家话语能力标准与国家话语使用规范。五是国家话语翻译规划评价指标。国家话语翻译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成败,需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确保话语规划效果。我们建议由国家外文局或是国家语委等机构来牵头制定融通中外话语翻译规范与评价指标体系。六是国家话语技术规划评价指标。在人工智能信息化浪潮下,国家需要发挥高科技产业与语言产业等企业部门的积极性,通过制定话语技术规划指标体系来规范和协调国际传播平台予以投入,齐心协力加强中国话语传播的载体与平台建设。整合上述六大评价指标的国家话语规划评价体系建设是当前国家话语能力建设亟待突破和创新的重要任务。

(三)构建全球话语生态共同体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与任务,在建构话语资源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国家话语能力建设还应从战略高度谋划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大局。当前,全球话语生态状况整体堪忧,在世界话语场域中,西方话语霸权长驱直入,广大第三世界以及弱小国家的话语声音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全球话语生态安全形势严峻,强势话语与边缘话语之间存在无可调和的矛盾,网络空间的话语信息鸿沟更是日益加大,人类话语资源总量正不断萎缩。我们认为构建全球话语共同体是国家话语规划的最高目标(31)。全球话语生态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缺少话语共同体发挥沟通和交流的作用。现实地看,由于话语生态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在一个语言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因此,基于多样和谐的话语生态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应从话语生态角度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融合世界不同语言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于一体的话语生态共同体。国家话语能力建设应将全球话语资源视为人类共同资源财富予以保护、应用与开发,共同呵护话语生态系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和谐的话语空间。当前中国不仅需要开展有效的国家话语规划,讲好中国故事,更需要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高度,韬光养晦,积极构建全球话语,培育更多人才具备使用中国眼光,讲好世界故事的能力。

1971年,一本名为《语言可以被规划吗?》的文集出版问世,这本书汇集了当时在国际语言规划领域最负盛名4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联袂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语言规划问题,建言献策,揭示了语言规划服务于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的功用。这也由此揭开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规划学科理论与实践空前大发展的序幕。语言规划学科的全部意义都在于解决和协调人类社会的语言沟通与交际的问题。在语言规划学科进行话语转型的今天,我们同样要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话语可以被规划吗?”从建构主义视角看,话语规划和国家话语能力建设不仅体现国家意志,同时内涵更为丰富,过程体现出动态互动的特色,是国家话语体系构建的有效途径。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构建融通中外的国家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新时代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话语能力建设也是中国语言规划学科转型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当前国家话语能力建设不仅需要语言规划的学科知识滋养,从中汲取语言规划理论与方法,更需要系统开展国家话语规划实践,解决国家话语体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推进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