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语言转换过程中源语在目的语中被重新编码的最小语言单位。
翻译单位问题是翻译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其实质是了解在何种层次上寻求翻译对等的问题,了解翻译单位是了解翻译过程、了解人脑在翻译时的认知机制的重要基础,同时翻译单位也是评判翻译对等的工具,确定翻译单位对于翻译批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20世纪中叶,翻译单位问题就已成为翻译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多年以来,学者们分别从语言、文化和功能角度对翻译单位进行过研究,目前依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的甚至否认有翻译单位的存在。最早提出翻译单位概念的学者是语言学家J-P.维内(Jean-Paul Vinay,法国/加拿大,1910~1999)和J.达贝内特(Jean Darbelnet,法国,1904~1990),他们认为,翻译单位和思维单位、词汇单位一致,是翻译中无需进一步分割的话语片段。语言学家A.D.什维采尔认为根本就没有单一单位存在,因为划分所谓翻译单位的言语片段大小不一,性质各异。对于何为翻译单位,G.拉多(Gyorgy Radó,匈牙利,1912~1994)在1979年提出了“逻辑素”的概念,I.萨瓦利(Irma Sarvali)在1986年提出了“信息素”的概念,R.拉巴丹(Rosa Rabadán,法国)在1991年则提出了“翻译素‘的概念,V.G.加克(Vladimir Grigorʹevich Gak,苏联/俄罗斯,1924~2004)在1998年提出了文化素的概念。S.G.巴尔胡达罗夫(Stepan Grigorʹevich Barkhudarov,俄国/苏联,1894~1983)对翻译单位进行过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翻译单位是译文中具有对应物的原文最小单位,其本身可以具有复杂的结构,但其各个部分分别开来是不可译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S.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英国)认为篇章作为翻译单位适用于散文翻译也适用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翻译,她和A.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比利时,1945~1996)甚至提出以“文化”作为基本的翻译单位。德国功能学派学者C.诺德(Christiane Nord,德国)在1997年则提出了按功能划分翻译单位的观点。中国学者王德春认为词和小句是翻译的单位。罗选民则认为翻译单位包括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前者指一个相对完整的语言材料,能帮助对话语内部、话语外部以及属于理解语言心理机制等方面的非语言因素做出恰当分析的单位,后者则指的是在译文中能够找到对应物的源语单位。司显柱认为翻译作为语言交际的一种形式,实质是用一种语言的语篇材料代替另一种语言与其意义对等的语篇材料的过程,因而提出语篇是翻译的基本单位的观点。
目前,译学界认识到翻译单位与译者的翻译水平有关,郑冰寒、谭慧敏提出了主观翻译单位和客观翻译单位的划分,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翻译单位是一种具有动态性和指标性特征的语言实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取的翻译单位并非固定在一个语言单位上,而是在诸如短期记忆容量、翻译熟练程度、文本理解难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不断转换,翻译单位的选择充分反映出译者的翻译水平。巴西学者F.埃尔维斯(Fabio Alves)也发现翻译单位是动态的,并不拘泥于某一层次,不同水平的译者所习惯处理的翻译单位并不相同。因而,翻译研究没有必要争论何为翻译单位,而更应该追问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哪一层次的语言单位为翻译单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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